某工程管理处处长梁某，在为私营企业主宋某承揽项目提供便利后，明知其资金充裕，仍“出借”86万元并按月收取24%的利息。宋某将资金用于低收益理财，10年间支付利息227万元。表面的借贷关系下，双方未签协议、不设还款期限，梁某稳赚高额回报。（2024年9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《如何准确认定放贷收息型受贿》）

双方无真实借贷合意：宋某资金充裕无借款需求，资金用于低收益理财（年化<10%）却支付24%年化利息，且未签协议、不设期限、零风险。根据“两高”关于受贿案件司法解释，虚假借贷中“利息”实为权钱交易对价。《民法典》第146条规定：”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”借贷双方利用“借贷”之名行受贿之实，借贷合同无效，利息当然不受民事法律保护。本案的借贷关系缺乏真实性，无合理事由、资金用途异常、权利义务失衡，227万元利息远超正常资金占用成本，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。该行为符合放贷收息型受贿罪构成要件，其兼具权钱交易本质与虚假民事外观，应当以受贿罪论处。

中国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李某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罚金600万元，追缴全部赃款。法院查明，其利用工行、招商局、光大集团等多岗位职权，在贷款授信、企业融资等领域为他人谋利，收受财物折合6043万余元。作为金融系统资深官员，李某从地方分行行长升至央企“一把手”，退休13个月后被查，暴露出“退而不休”的腐败隐患。纪委通报指出其“靠金融吃金融”，存在违规持股、干预人事、家风失管等多重违纪，涉案时间跨度近30年，是金融领域复合型腐败的典型。（2025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微）

复合型受贿犯罪是权力滥用的系统性腐败样态，其核心在于行为人通过多维度职权交叉滥用实现利益输送。以李某案为例，其利用金融系统多岗位职权，在贷款授信、企业融资等领域形成“职务闭环”，通过直接审批、干预人事、违规持股等方式为他人谋利，收受财物折合6043万余元，暴露出“全链条”腐败特征。此外，李某“退而不休”的持续腐败，契合司法解释关于“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财物”的认定标准。复合型受贿的系统性还体现在权力异化的多维性，既有“靠金融吃金融”的行业性腐败，亦有家风失管导致的“家族式腐败”。

某高校副院长杨某幕后操控母亲名下公司，以“合作投资”名义占有后勤公司股份，通过虚假分红收受1200万元。其手段包括：①身份隐身（用父母名义持股）；②形式合法（签订虚假合作协议）；③收益分期（以经营分红掩盖贿赂）。（2024年04期中国纪检监察杂志《揭开腐败表面的“合法”面纱》）

在“影子股东”型受贿中，违纪违法者利用特定关系人实施代持，形成“身份隐身、形式合法、收益分期”三重伪装，通过亲属代持股权规避监管，签订虚假协议掩盖权钱交易，以“经营分红”名义分期收受利益。案件要点聚焦在资金流向核查实际出资、履职记录查证经营参与、行业对标检验分红合理性。此类行为本质是“挂名领薪型受贿”，该模式突破传统受贿形态，以代持外壳、利益输送内核重构权钱交易，为新型受贿罪提供形式合法性剥离、实质违法性论证的认定范式，彰显对“影子股东”代持游戏的精准打击。

国有A公司董事长甲之妻丙控制D公司。A公司全资子公司B公司（销售金属制品，市场供不应求）总经理乙提议：2012-2014年D公司作为中间商，从B公司采购金属制品转售私营C公司。D公司先收C公司货款，扣除差价后支付B公司，累计获利650万元。甲默许此安排，乙意图通过让甲丙获利换取职务晋升。（2024年2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《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·罪名与案例丨商业机会型受贿的认定思路探析》）

在新型受贿案件中，国家工作人员常以市场化交易伪装权钱交易，典型如利用职务便利为特定关系人创设无风险商业机会，通过虚构交易环节、空壳公司“转手套利”等方式收受财产性利益。此类行为需穿透民事外观，紧扣权钱交易本质。主体要件上，行为人系国家工作人员；客观方面，虚构交易环节、规避市场竞争，利益输送与职务行为具有直接对价关系；主观明知交易无必要性且特定关系人未实际经营、不担风险；客体侵害职务廉洁性与市场公平。分析论证时，需运用穿透思维，审查交易必要性、利益合理性、风险真实性，如国有公司高管授意增设配偶控制的空壳公司转售牟利，虽具公司独立人格形式，但实质是职权变现，650万元差价系职务对价，构成商业机会型受贿。

随着科技的进步，腐败行为也借助技术手段进一步隐蔽化。姚某长期从事金融科技监管工作，凭借自身的“懂技术”，借助虚拟货币完成巨额受贿，在职期间，其利用政策制定、项目审批等职权，在金融信息系统采购、技术服务机构业务拓展等环节，为多家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。（2025年2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《防治金融信息系统建设廉洁风险》）

姚某案是虚拟货币与钱权交易最具代表的案例之一，也是官方明确披露的首例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。随着科技发展，新型受贿罪借助虚拟货币等技术手段呈现高度隐蔽性。虚拟货币虽非法定货币，但其具有经济属性和交换价值，符合刑法意义上的财物特征。该案中，姚某利用职务便利，通过区块链技术掩盖资金流向，形成技术和身份伪装的复合型腐败。司法机关通过资金穿透调查、关联关系锁定及财产属性论证，突破技术壁垒，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。此案标志着对“技术型腐败”的法律定性突破，强化了虚拟货币作为受贿对象的司法认定。